● 近年来，性侵儿童案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如何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成为人类热议的线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32起，受害人数845人，年龄最小的仅1岁；在表明人际关系的312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31起，占比74.04%

  ● 根据性侵儿童案件中熟人作案、发生场所等特点，加强儿童性教育对预防和减少性侵儿童案件能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从实际来看，我国的性教育还存在诸多不足和误区

  性侵害儿童犯罪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严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近年来，性侵儿童案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如何减少性侵儿童案件的发生成为人类热议的话题。

  近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等主办的2021年“女童保护”全国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女童保护”2020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同期发布。

  座谈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宁夏的全国政协委员马秀珍也通过提案建议将性健康教育纳入中学生教育课程体系。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正常采访的专家觉得，根据性侵儿童案件中熟人作案、发生场所等特点，加强儿童性教育对预防和减少性侵儿童案件能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从实际来看，虽然我国的性教育相较之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还存在诸多不足和误区。

  小晴（化名）的家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小晴的亲爷爷赵某竟将罪恶的手伸向了自己的孙女。2018年4月开始，赵某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某镇出租房内，以诱骗、胁迫的方式对小晴进行猥亵，次数达20多次。每次事后，赵某都会威胁小晴，如果将上述事情告诉他人，他就不再管小晴，警察也会把两人抓走枪毙。就这样，直到去年10月，小晴的家人才发现此事，并陪同小晴报了警。

  这种熟人甚至是亲属对儿童实施性侵犯的案件绝非少数。《报告》显示，2020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32起，受害人数845人，年龄最小的仅1岁；在表明人际关系的312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31起，占比74.04%。近年来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最高比例达87.87%（2014年）。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李莹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熟人性侵之所以占比较高，与孩子监护人对他们较为放心以及孩子对他们防范意识少有很大关系。而发生在家庭中的性侵，因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报警维权。

  李莹说，《报告》案件仅是媒体公开的案件，数量并不等同于全年性侵儿童案例总量，这些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例仅是冰山一角。

  根据最高法统计，以猥亵儿童犯罪为例，2017年至2019年6月，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8332件。其中，2017年审结2962件，2018年审结3567件，2019年1月至6月审结1803件。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提到，845名儿童中有820人表明了性别，其中男童80人，占比9.76%。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对《法治日报》记者说，性犯罪受害者是不分男女的。真实的生活中，男童也可能受到不法性侵害，也会给男童导致非常严重心理创伤，但许多人对这方面基本没有警惕，以为儿童受性侵只会发生在女孩身上。

  此外，《报告》中有265起案件表明了城乡地域分布，其中发生在城市的164起，占比66.40%；发生在县城的75起，占比30.36%；发生在农村的26起，占比10.53%。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并不是“只有农村儿童才有遭遇性侵的危险”，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

  李莹说，值得警惕的是之前出现的一些新形式性侵，比如网络性侵等形势依然严峻。这种作案形式极具隐蔽性，家长很难发现，未成年人因为畏惧等心理也很少会主动告诉家长。而被发现的网络性侵儿童案例，往往一起案例就有几十位受害人，就像韩国的“N号房”案件。

  据介绍，目前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罪主要有三种类型：网友约见未成年人后性侵、利用互联网聊天拍摄未成年人裸体视频、哄骗未成年人拍摄淫秽视频后上传网络牟利。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还有一种与校园欺凌有关、类似于强迫易的性侵形式，比如高年级学生或者已经辍学的学生返回学校强迫低年级学生去做易，这样的一种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尤其是在五六线小县城。这种强迫易可能与当地地下性产业链有联系，情况复杂追责困难，也由于犯罪责任年龄、性同意年龄、缺乏相应证据等问题难以追究。”李莹说。

  与近年来性侵儿童犯罪处于多发态势相比，我国的性教育工作明显滞后，这种滞后体现在几代人身上。《法治日报》记者在查阅相关案例后发现，有些孩子在遭遇性侵后压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因害怕、恐惧等心理不敢告诉父母，严重的甚至产生轻生情绪；有些家长在得知孩子遭遇性侵后不当一回事，或者认为丢人，选择私下解决，有些家长甚至把责任怪罪到孩子身上。

  皮艺军说，若孩子能获得正确的性教育，不管是来自家庭还是学校，性侵儿童案件发生的次数会大幅度减少，遭受性侵后家长和孩子也能知道怎么正确对待。

  来自北京市海淀区的张燕（化名）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自己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之前也问过“我是从哪里来的”这类问题，都被她和老公搪塞过去了。张燕觉得，孩子还太小，对她说这么多东西不好。在社交平台相关话题讨论区，能够正常的看到和张燕抱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性教育的第一任老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认为，孩子缺乏性教育，和家长有很大关系。“尽管近年来家长对儿童安全教育，特别是对孩子进行性别意识教育、防止性侵害的教育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有家长认为这并不是刚需。很多关于儿童安全教育的图书销售情况并不太好，我们也很少听说哪个家长会专门给孩子补安全教育的课，一些关于儿童安全教育的视频或文章点击量也不高。”

  皮艺军曾写过一本叫做《青春期危机》的书，当中提到青少年越轨行为（通常是指违反常规的、违反常理的、不道德的、罪恶的、违反法律的，对社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行为）出现的高峰就是青春期。“但从性教育来说，应该从两三岁开始，这主要靠家长。由于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太小，即使教了也没什么用，导致家庭中性教育严重缺乏，一些孩子因此犯下错误，或者遭受性侵。”皮艺军说。

  除了前面提到的避而不谈，家长对于性教育还存在诸多误区。有些家长认为，性侵儿童事件本身是小概率事件，绝不会发生在自家孩子身上；还有些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本来内心健康阳光，知道这些之后可能会起反作用，因而对性教育持消极否定态度；更不可思议的是家长认为，这种儿童安全教育很可能导致儿童生理、心理的扭曲。

  李莹认为，这种担忧反映出家长认为性教育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性教育和我们吃饭穿衣一样，都是很正常的现象。用平常心看待，它自然也就不那么神秘。

  “实际上，很多时候小朋友也不清楚他们的一些性探索行为的具体含义，只是单纯出于好奇。对于孩子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家长神神秘秘，不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越发感兴趣，利用互联网等其他渠道了解，而这时所获得的东西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在中国，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越来越小，继而早孕甚至生下孩子的也不在少数，这些和家庭性教育的缺乏不无关系。”李莹说。

  在采访过程中，《法治日报》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从幼儿园到高中，单独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学校并不多；许多学校认为这一些内容生物课、思想品德等课程已经包括，不用再专门开设相关课程；还有学校每学期仅开设一两次性教育课程，介绍的内容也只是男女生理知识，并且是男女分开上课。

  王大伟说，实际上，国家在学校层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很多地方行政部门会给学生配发免费的生命安全教材，很多学校也都有检察长、法院院长、派出所所长等担任的法制（治）副校长。从目前效果来看，这些对儿童安全教育（包括性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由于学校课时安排较紧，即使有教材进入学校也很难增加相应课时；学校即使开设了相应课程，现在也很少有专门的安全培训教学指导课程，许多老师就算拿到教材也不知道怎么教才更科学有效。”王大伟说。

  李莹曾经亲身经历过这种“谈性色变”的情景。她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有时候她和团队出去做以性教育为主题的活动，对方会建议更换活动名称。“实际上在场的小朋友、家长和老师听过之后都感觉很好，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李莹说。

  早在2017年3月，浙江杭州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吐槽学校发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在网上晒图称里面的内容太赤裸裸，大人看了都要害羞，更加不用说孩子。随后又有一些人在网上晒出断章取义的图片，使得这件事争议慢慢的变大，最终校方不得不收回该书。

  实际上，这套叫做《珍爱生命小学生健康教育读本》的书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出版的，内容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每个阶段对性该有的困惑，在书中都能找到答案。引起争议的地方仅是有关身体器官科学名称的插图，并不像网上流传的那样不堪入目。不仅如此，该书还告诉孩子要防性侵；提倡性别平等、生命平等、就业平等的观念，提倡男女要互相尊重。

  2020年11月，教育部在《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247号（教育类307号）提案答复的函》中表示，要根据教育部2003年印发的《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纲要》和2008年印发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将性教育纳入健康教育框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还预留出16%至20%的课时，地方和学校可根据自身的需求开发适合的课程；下一步教育部将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研究论证编制全国性、权威性的儿童防性侵教材读本的必要性和可行性。